*2021年，中国道教协会开展历史资料采集工作，组织人员对协会离退休老干部进行专访。本文整理自对李文成同志的采访内容。 采访李文成同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在革命年代参加打游击、土改、支前的经历外，还有老人超强的记忆力。数十年间，他曾在很多单位部门从事过各种类型的工作，有的只有短短几个月，有的时间节点模糊。即使手拿简历，我们也常常难以理清头绪。但94岁的老人，竟然在近三个小时里，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依照时间顺序完整清晰地陈述了一遍，有时甚至具体到某年某月或某个小村庄的名字。
李文成同志获得的奖章
老人的讲述，从个人角度还原了一段鲜活的红色岁月，让我们了解到在雁北山区艰苦条件下我们党怎样坚持斗争、怎样逐步走向胜利，了解到当时每一位党员所必须面对的重重考验以及付出的努力。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晋察冀边区、区小队、县联社、绥东战役、土改、支前……这些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无论宏大或者平凡，都是我们党一路走来的坚定脚印，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走过的过去。
李文成（以下简称李）：我是1945年7月参加工作，1946年3月入的党。我这入党没有预备期，没经过预备期就是正式党员。
李：过去贫下中农、劳动者、工人出身的，一般入党就是正式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我都记得，一个是我们当时阳高县县联社副主任，一个是业务部部长，比我大10来岁。现在大概都走了，不在了。 李：县联社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不是县政府里边的编制，有自己的系统，由县委会县政府主管。通过它跟群众、跟区里联系，供给群众需要的农产品、化肥、种子，把群众的土特产收上来，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延续下去，到现在还有，就是供销社。 李：区小队是区里的武装，把地方年轻人组织起来。到县里边，就是县大队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区小队就解散了。区小队的队员，各个单位需要就来挑一挑。我是被县联社挑走了，把我调到县联社去了。我是在阳高县二区区小队，时间不到半年。晋察冀边区五台县的区小队
李：我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7月，没两个月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后，县里边的日本武装，不交给共产党的游击队，要交给国民党。国民党那时候要接管日本人的地盘，一下来不及，就跟日本人联系，把当地日本投降的机关武装交给国民党。 李：日本投降了，不是地下了，公开了。日本投降以后，阳高县城就空了，我们就进去了，这是1945年。不到一年，1946年9月，傅作义部队把我们原来从日本手里边管过来的县，包括阳高县，一直到张家口，都占了。我们就到农村里边打游击去了。 采编组：傅作义的部队进去以后，你们就跑出来打游击去了？ 采编组：然后就到了繁峙？
李：阳高县往南，我们一路走，经过桑干河，过了河就是大山，山有个口子，叫火烧岭。过了火烧岭，经过广灵、灵丘、繁峙。灵丘就是半根据地了，灵丘再往南走六十里地就是河北的阜平，是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那儿。我们虽然目标不大，没有部队，就是单位里两辆大车、几个干部，但也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轰炸来了，我们就趴那儿躲一躲，他们走了我们再走。这样边走边躲，走到灵丘那个地方，就算撤离了。到灵丘以后，还得走。从灵丘过平型关，到了繁峙，待在靠灵丘边角的大营。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年。 李：到繁峙大概不到一年，半年多一点，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在雁北地委所在地浑源召开了一个土地改革工作的训练班，地区十几个县的干部到那里受训，正赶上春节。三个月就听讲土改，怎么土改，有什么政策，怎么没收地主财产，对待富农是什么政策，等等。过了春节以后，讲完课了，我们这些人都回各县去，开始土改。 李：过了春节，结束受训后我就回到了阳高县。我们被分配到阳高县各个村搞土改。我被分配到阳高六棱山，是大山里面的一个自然村，有30多户人家。 李：搞土改时我在六棱山，就一个人。大山里面一个人怎么搞土改？就把我调到桑干河以北阳高县一区当财政助理员（采访者按：李老也将其称为财粮助理）了。以后就在一区搞土改、打游击。土改就在上堡，那是一区驻地，就在那个山沟。 采编组：档案上写，您在阳高县一区当财政助理是1947年12月到1948年5月。 李：那时主要就是打游击、搞土改。打游击很危险。我老伴的三哥叫曾凡，1947年4月打游击时被俘，后来牺牲在天镇狱中。我没遇到过大危险，只遇到几次算是有惊无险。当时区政府的驻地在东小村。这个村挺大，上千户，有上堡、下堡。主体是下堡，是平原。上堡挨着黄土高原沟子，是区政府所在地。黄土高原都是沟沟岔岔，一出门就到下沟里了。国民党那个时候都是散兵游勇的据点，离东小村二十华里地是东井集镇，有国民党一个据点。 李：东小村西边是东井集这个据点，西边还有徐堡，徐堡离我们的区政府也是二三十里地，那属于大同管。 李：所以我们都是夜间工作。接管日本人的地盘时只有少量国民党部队，他们没多少人，夜间不敢出来，白天出来也就是骚扰一下，二三十个骑兵，破坏一下就回去了。骑兵来我们都知道，有放哨的。骑兵在黄土地一跑，扬起黄土，黄土能掩护，他们也怕旁边有游击队埋伏。当时我们区委书记叫余清，繁峙人，我是个小干部，国民党的骑兵来了他带着我就跑。这上堡不是沟沟岔岔的吗？一出门就到沟底下藏着了。国民党部队不敢下马，不敢进沟里边。所以我们在沟里边，他们在上面。我们在沟里往北走，走八里地，到了东营，那是个根据地。我们从沟里边就走到那儿了。 李：这是我们区里边的根据地，县政府的根据地在桑干河南面。我们俩跑到东营那儿吃饭，晚上返回来开贫农团会议。那时候开会，就在老百姓的土炕上坐着，我也坐着。没想到开到中间土炕突然爆炸了。原来国民党骑兵走的时候在炕里边填了地雷，我们开会时要烧炕，过了半个钟头地雷就爆炸了。幸亏那个炕是土坯，特别厚，上面抹黄土泥，一下把这个土坯炸上来了，地雷里的铁片被土坯压住了，往上面炸的都是土坯土疙瘩，只有几个人受轻伤。 李：还有一次危险是在鹅毛。鹅毛是桑干河北岸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和桑干河间山沟陡峭，沟沟岔岔不平坦，也不抹坡。有天晚上11点，西边大同的国民党骑兵来了。就我一个人，村里边的民兵帮助我跑，跑下来就过桑干河。我在河底下，国民党不敢下，就在岸上打枪。我们怎么过桑干河？阳高那地方11月份就封河了，冰一块一块的，因为水变深了。本来桑干河水很浅，冬天不浇地，水就深了。两个民兵加我，蹚过桑干河，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哪能过河，怎样安全。我手里边拿了个县里刚发的老羊皮大袄，就这么慢慢走过去。 采编组：您的腿是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吗？刚才听您家人说您一直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还说是在过河的时候落下的。 李：就是那次落下的。当时国民党骑兵一直打枪来着，够不着，就走了。这也是一次惊险吧。 李：一般抓不着。他们就是虚张声势，人没来声势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跑了。我们抓他好办，在旁边抓住他，他们都成土匪了。第二年，老百姓就挖了地道了，我们住那屋里边有地道，安全了。这是1947年，打游击，搞土改。我这财粮助理员没有别的事干，就是管理区政府20个干部的粮票、菜金，就管这么点。没有粮，也没有财政收入。就这样打游击，晚上不睡觉，睡觉不脱鞋不脱衣服。时间总共不到半年。1948年以后形势就好转了，我就调到县里边财政科了。 李：1946、1947年，老百姓从东小村的上堡挖了一条地道。东小村是入口，通到东营，有八九华里长。东小村到东营是个坡，都是黄土，挖地道好挖，因为土都是硬的，不塌方。这条地道是挖通了的，但使用率不高，没真正用于打仗，不像河北的地道被用来打地道战。当时敌人骑兵来了，村里民兵队长就带领民兵从地道上了村里高台上的真武庙。当时村里布置有“拉力”（地雷），敌人进来就拉。所以敌人不敢进来，他们也没重武器，就用“小钢炮”朝着真武庙打。这种炮一米多长，能打几十米，没有瞄准镜，打不准，所以也没有人员伤亡。 采编组：档案里写，您1948年5月以后到了阳高县财政科，当年11月就成副科长了。
李：我1948年8、9月参加了绥东战役的支前工作，走之前阳高县已经解放了。雁北野战军13团两个连200人，我负责供给和后勤，就是拿粮票拿菜，给我一个马驮着，部队前面走，我们后边跟着，走到哪给民兵，管大家吃饭。我就管这个事儿。 李：桑干河南岸有个堡村，在那里集合，晚上吃完晚饭出发，过桑干河，第二天赶到邢家堡。七八十里地，一晚上就从堡村赶到了邢家堡，在那儿住下来。那几个村，当时人水泄不通，都站岗放哨了一夜。住一晚上吃完饭连着第二天晚上，又接着从邢家堡往西，过一道大山到内蒙古丰镇。走到半路就解放了，我们在丰镇找了个院住下来。丰镇离阳高90华里，要是现在坐车的话，两个钟头就到了。 李：我们就靠走，靠两条腿。后来解放集宁也跟着去，返回来又解放了邢河。去邢河是晚上，秋天，走了一晚上，一晚上都下雨，鞋掉了也得跟着走。走到驻地不能打扰老百姓，就树底下、庙里等一晚上。那时候也没有球鞋什么的，好多战士鞋都丢了。 李：走草地没关系。没有咱们这儿的石头啥的，都是草地。这就是支前。跟着部队，解放丰镇，解放集宁，解放邢河。在邢河住了20天，就往张家口方向去。1948年12月，张家口解放了。在张家口休息20天，就解散了。 据李老回忆，1949年初完成支前任务后，他回到阳高县担任县政府总务科科长，后又调到阳高县委宣传部、雁北地委宣传部担任干事。1952年5月，调入察哈尔日报社担任财经组助理编辑。不到半年，察哈尔省撤销，他和同事来到北京，被挑选进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从此进入宗教工作系统，一直到1999年离休。 采编组：您是怎么进入到宗教工作系统的？
李：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我们察哈尔日报社的20多人在报社一个秘书长带领下来到北京。当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人到察哈尔日报办事处来挑人，连我挑中了仨。我们去了以后，他们的人才多了几个。当时何成湘是政务院文委的办公厅主任兼宗教处处长。1954年政务院文委宗教处改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时，他是局长。 李：我们调去以后就是学习，了解宗教，给我们介绍宗教历史、宗教政策、国内外宗教情况，学习了半年。除我们三个人，还有平原省来的三四个人。平原省是今天河南省、山东省中间那一块地方，也跟察哈尔省一样1952年被撤销了。那时候没有具体工作，主要就是学习。学习结束让我参加北京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学习班，有一百多个神父、主教参加学习，在西什库天主堂，主要学习爱国、反帝，教材就用方志敏同志的文章。 采编组：您怎么又到中国道协当了秘书长呢？
李：到1984、1985年，我差不多60岁了，提出来要早点退休。这时要调我到中国道协工作，当秘书长去。然后就是在中国道协的这13年。 李：我本来不太愿意去，已经到退休时间了，后来觉得身体还可以，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就同意了。这13年，我在中国道协主要是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工作政策，落实政策。我到道协以后，恢复道教正常的活动，恢复道教的一些机构，成立中国道教学院，成立中国道教杂志编辑部。成立什么都是跟宗教局一事一办，批一个办一个。搞了罗天大醮，搞了传戒，这都是多少年停滞没有搞过的。 采编组：1989年北京白云观恢复传戒的事情，您还能记得详细情况吗？ 李：当时白云观停止传戒很多年了，好多老人早就不见了，我们最后费了很多精力找到七八个，都是很大年纪，过去传过戒受过戒的。1989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在四川青城山召开全真派传戒筹备会议。图为会议过程中千山无量观许信友大师介绍全真戒律。王理仙方丈与诸位大师交谈传戒体会
李：四川、浙江、陕西等等。最后组织这些老人开了几次座谈会，研究传戒程序、内容，确定怎么搞。中断了这么些年，都没有老人了。传戒有一套严格的宗教上的程序和形式。最后，我专程到西安去协调，做王理仙的工作，请他出来担任此次白云观传戒的方丈。 李：八仙宫。我们把王理仙请出来，他最后同意到白云观。请这些老的道长开了好几次座谈会，之后形成了基本的方案。戒子们在白云观老律堂朝礼诵经
王理仙方丈向戒子授钵
李：仪式很多。另外，我们还和台湾、香港合办了罗天大醮。 采编组：那是1993年吧？那个活动影响特别大。我们在那次活动的录像里看见您了，很忙碌。举行罗天大醮当时是由谁提出来的？ 李：是香港侯宝垣提出来的。还有台湾的高忠信，那时他是台湾道教联合会会长。三家合办，其实是他们两家花钱。罗天大醮的影响很大。1993年，北京白云观、香港青松观、台北指南宫主坛等著名宫观经团共同参加的“罗天大醮”在北京白云观举行。
采编组：当时主要是他们出资，我们负责筹划和实施是吗？ 李：这个是跟人家都讨论了。举行罗天大醮时台湾和香港一家一个点，比方说香港侯宝垣他们要玉皇殿大殿做道场，台湾高忠信他们要四御殿做道场。 李：主要的殿都在同时做道场，包括三清阁、四御殿、邱祖殿，老律堂是主殿，还有偏殿。还有上海的、青城山的等十几个宫观的经班。后来白云观经班就出了名了。 李：对，就是青松观和指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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