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亨四年（405）刊刻的《爨宝子碑》，因书法书风而著称于世。然而，它作为一方道教碑刻，蕴含了丰富的道教文化内涵，却鲜为人知。《爨宝子碑》与东汉永寿三年（157）的《孟孝琚碑》、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的《爨龙颜碑》，皆收录于《云南道教碑刻辑录》，是云南现存较早的道教碑刻。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语石》卷二略述“二爨碑”，未曾目及碑拓，以为“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流立碑之始”。北魏太延五年（439），一说北魏太安二年（456），道士寇谦之（365-448）修祀嵩山中岳庙，弘扬道教而立碑，其刊立的时间晚于《爨宝子碑》。南朝碑禁甚严，尚多私立，且流传少，“二爨碑”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云南道教碑刻辑录》著录《爨宝子碑》

（萧霁虹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叶昌炽著《语石》卷二略述“二爨碑”

碑别名“小爨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末署“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旬立”，因地处边陲，未闻改元，而误以太亨纪年，其实镌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碑左下方刻有清咸丰二年（1852）曲靖知府邓尔恒（邓廷桢之子）跋文：“碑在郡南七十里杨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载而不详，近重修《南宁县志》，搜辑金石遗文始获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仪征阮文达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欤？晋碑在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尤完好，愿与邑人共宝贵之。咸丰二年秋七月，金陵邓尔恒识。”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曲靖杨旗田。清咸丰二年（1852），邓尔恒发现此碑被时人用作压豆腐的石板，遂追踪并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后又迁入魁阁。碑现藏于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内。跋文交代了碑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考证了立碑时间，附有阮元对碑的评价“滇中第一石”。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卷三《宝南第九》亦称此碑“出于滇蛮”“然其高美，已冠古今”。

《爨宝子碑》拓片

（碑质沙石，高190厘米，宽71厘米，厚21厘米，共计388字）

《爨宝子碑》现珍藏于云南省曲靖爨文化博物馆

（在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内，引自曲靖市人民政府网）

《爨宝子碑》，其实是一方墓志。它既是纪念逝者，传承家风，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又承载着对先辈的崇敬，对生命的理解，对文化的传承。碑文记载爨宝子生平及其赞美之辞。从行文可见当时爨氏虽处边地，确也深受魏晋玄学和道家道教文化浸染。

碑文“山岳吐精，海诞陼光”，隐喻“道法自然”的生命之境。东汉张衡（78-139）在《灵宪》中阐述：“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东汉高诱（约168-212）注《淮南子·天文训》“天地之袭精为阴阳”说：“精，气也。”气之精微者称“精”。爨宝子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德行，就像是自然“吐精”“陼光”。正如碑文所述爨宝子“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其高洁的品格源自“天然”，道法自然跃然纸上。

碑文“幽潜玄穹，携手颜张”，确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仙道叙事。爨宝子“春秋廿三，寝疾丧官”，实属英年早逝。人的生命，“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当尊道而为。爨宝子任建宁太守，教化百姓，深得民心。“在阴嘉和，处渊流芳”“鸿渐羽仪”，语出《易·中孚》之“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易·乾》之“或跃在渊，无咎”，《易·渐》之“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碑志赞美他“隐逸养志”，为政以德，声名远播，为世人称道。“至人无想，江湖相忘”，语出《庄子?逍遥游》之“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大宗师》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语出西晋史家王隐《晋书》。《太平御览》卷八八引王隐《晋书》：“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指有才之人早逝为修文郎。爨宝子“志邺方熙，道隆黄裳”，死后升天，与颜渊、子张同处为友，这是件美好的事情。年虽廿三，“亨年不永，一匮始倡”，这表明爨宝子看淡凡尘世俗，以生死合于自然，俨然已修真得道。

爨氏为当时滇中大姓望族，与魏晋政权间或往来，亦受时风熏染。碑文中表现出道家的隐逸修身，道教的生死观，彰显了魏晋时期道教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与影响。这为我们考察早期道教在西南地区的演进，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实证与文本依据。

（作者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22级中国道教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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