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烽火中，湖北武当山道教界倚靠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以积极的担当，毅然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战中，谱写了爱国爱教的红色篇章。
武当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武当山道观经宋朝始建，元代重建，明永乐扩建，形成了由太常观、紫霄宫与玉虚宫等构成的道教建筑群，是我国道教信仰空间和文化载体的典型代表。巍峨的武当山道观群在抗战时期经历了从“避世修行”向“护国爱教”的功能嬗变。
遵循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武当山道观建筑群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融入自然山水之中。紫霄宫坐落在武当山主峰——天柱峰东北的展旗峰下，其海拔750－1200米左右，而朝天宫至金顶则处于海拔1200－1600米之间。武当山道观垂直落差的立体空间为中国抗日军队提供了广阔的战略性空间，并为军队重新集结、休整提供了独特“地利”环境。据《丹江口市志》记载，1938年秋，第五战区以武当山道教开放的宫观为后勤基地，贺龙率八路军120师途经武当时，曾获得道观的粮草支援。武当山道观群——酒仙庙、火星庙、三元宫、静乐宫、遇真宫、冲虚庵等，先后被改造为军营、学校、野战医院、军工厂和仓库。为支持通往大后方的老白公路建设，武当山道教界拆除部分道教建筑，将宫殿砖瓦石碑用于铺路修桥。1945年，武当山道长和当地军民凭借有利地形在汉江河滩设伏，挫败了来犯日寇。
武当道医文化的价值转型与救死扶伤的时代使命。抗战期间，武当山诸多兼通医术的道长充分挖掘道医药方，积极救治抗日军民。
武当山属于秦岭大巴山脉东延南支，紧邻“神农尝百草”的原始森林神农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武当山医药资源丰富。抗战期间，由于日军的封锁，中国抗日军民缺医少药。为解决这一问题，各道观充分利用武当山垂直气候带的优势，在太子坡（低海拔）种青蒿、紫霄宫（中海拔）种黄精、金顶（高海拔）种雪莲，重点扩种三七、重楼（止血）、常山（抗疟）、艾草（消毒）等药草。据统计，1941-1945年，武当山地区累计供应药材120吨，覆盖鄂西北战场35%的草药需求。
武当山丰沛的道医道药资源为中国抗日军队提供了一定的医药资源和医疗保障。据1993年8月的《丹江口市志》记载，抗战期间，先后有155后方医院、64军野战医院、72军野战医院、军政部第73陆军医院等进驻武当山地区，这里成为抗战时期救治中国军民的重要基地和华中抗战的大后方。
武当山作为道教圣地，拥有悠久的道家医药文化。历代修行者留下了宝贵的医德、医术与医药秘方。武当山的爱国道士素来有利用医术积极支持党的革命的优良传统。1931年3月，贺龙率红三军转战武当山，徐本善道长率领道众迎红军入住宫观，协助创办红三军后方医院，采集中草药配制道药，供医疗伤病员使用，安排徒弟梁合启、水合—及徒孙罗教培协助治疗及护理红军伤员，使一批伤病员康复回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时期，罗教培道长用自己配制的麻醉药对战士进行镇痛处理；针对药品短缺问题，水合一道长用中药偏方救治伤员；部分武当道长携带可拆卸铜炉随军制药，应对战伤感染扩散问题。1941年，武当山开办“战时医道班”，讲授《玄门急救百问》《炮制要诀》等课程，培训战地救助、救护与治疗相关知识。
武当山道教文化对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进作用。武当山道教界历来倡导“助国”“保国”，使得武当山道教界在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从武汉撤出的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服务团、全国第一儿童保育院和武汉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鄂（西）北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和社会团体相继抵达武当山地区，大批爱国人士也云集此地，武当山成为连接华中地区各民主党派团结抗战的纽带和中心。武当山道观也成立了以紫霄宫青年道长为主体的武当山道教抗日救国队，为中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伤员救护、情报传递、避难安置等。武当山道众还自发组成抗日宣传队，将道教经韵填入抗日歌词，在信众中传唱，号召信众捐物支援前线，积极促进鄂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抗战时期，武当山道教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展现了宗教界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担当。这一历史篇章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的光辉一页，也彰显了中华儿女团结抗战的民族气节。
[作者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为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基地）重大课题（2024NMZ001）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2025年第8期
来源：微言宗教